金融危机后，房利美、房地美这两个名字大家都熟了——它们撑起了美国的住房金融体系配资之家门户网，也亲手制造了次贷危机。
但你知道“学贷美”吗？
Sallie Mae，这个跟“两房”名字一脉相承的机构，干的事也惊人相似：把教育，变成了一门可以打包、可以证券化、可以吃人一辈子的生意。
今天咱们就扒一扒：美国1.8万亿美元学生贷款背后，到底藏着怎样一个“吃人”的制度？
先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：
美国学生贷款总规模，已经接近1.8万亿美元！涉及借款人4200万到4500万！是家庭债务中仅次于房贷的第二大类别！
更可怕的是：违约和长期逾期的借款人，已经逼近千万级别，约占联邦学生贷款借款人的四分之一！
疫情期间暂停还款，很多人喘了口气。但现在，还款恢复了——
逾期记录重新上报征信系统；工资开始被扣缴；税收退税开始被抵扣……
学生贷款不再是“账面上的债务”，而是正在重新变成一种可以直接扣工资、扣退税的强制性义务。
更惨的是，这些债务已经开始挤占基本生活开支。调查显示：约四成以上的借款人，不得不在偿还贷款与支付房租、食品之间反复权衡。
当学生贷款开始跟“能不能正常生活”正面冲突时，它就不再只是教育问题，而是一个赤裸裸的生存问题。
要理解学生贷款，得先理解大学本身的变化。
过去，大学是公共服务机构，主要靠政府拨款运转。
现在？大学越来越像一家公司。
Sheila Slaughter提出的“学术资本主义”概念，精准描述了这种转变：大学主动转向市场化、类市场活动，以获取持续性的外部收入。
怎么转的？
第一步：重新定义教育。
教育被越来越多地表述为一种私人投资——你花钱读书，是为了将来赚更多钱。当“公共收益”的语言退场，大学争取公共资源的制度基础也随之削弱。
第二步：引入竞争逻辑。
大学不再围绕公共供给展开协调，而是通过排名、生源、科研经费不断竞争。一旦资源只能靠竞争获得，市场纪律就被内化为默认的行为准则。
第三步：重塑学生身份。
学生不再是受教育者，而是被引导以“投资回报”的方式理解教育选择：读什么专业、进哪所学校，被当成一项需要权衡成本与预期收益的经济决策。
大学则通过品牌化、商标许可、校友网络运作，把学生纳入一个长期的制度关系。学生不仅是教育服务的购买者，更是大学品牌的承载者，毕业后还得继续为母校“打工”。
在竞争压力下，公立大学走了一条惊人的相似路径：
第一，疯狂砸钱搞硬件。
为了吸引生源，公立大学把钱投向了体育设施、健身中心、学生公寓、娱乐空间。这些项目高度可见，能在招生宣传和排名比较中迅速转化为“竞争优势”。
结果是：学生宿舍、体育中心被反复强调，图书馆和课堂反而退居次要位置。
第二，行政体系疯狂膨胀。
为了处理招生规模、品牌形象、合规风险，大学发展出一整套管理部门：战略招生管理、学生事务、职业发展服务、市场推广、风险控制……
这些部门不搞教学，专门管理学生体验、塑造学校形象。行政人员数量持续增加，支出比重不断上升。
第三，学费成了最可靠的收入来源。
与拨款或科研经费相比，学费用途灵活、可预期性强，能覆盖行政扩张和各种非教学支出。
大学之间的竞争，不体现为降价，而体现为通过扩大招生、强化服务、提升可见度来支撑不断上升的成本。
问题来了：大学对收入的需求持续上升，家庭的支付能力却长期停滞。这个结构性缺口，谁来填？
答案是：学生贷款。
2000年代后，美国四年制高校学费持续攀升：私立大学年均涨3%，公立大学涨5.6%。到2010年末，私立大学学费累计涨27%，公立大学接近46%。
大多数家庭收入几乎没有增长。
真正的转折点，是联邦资助结构的变化。
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公共支持逐步从直接拨款和助学金，转向以贷款为核心。佩尔助学金曾是低收入家庭学生的主要非偿还性资助，1970年代末还能覆盖平均学费的一半，到2010年前后，只剩四分之一。
公共资源并未退出高等教育，而是以贷款形式被重新组织。
学生逐渐成为“携带资金的个体”。公共补贴随学生流动，大学之间的竞争不再体现为压价，而体现为争夺那些可以被即时兑现、却由学生在未来偿还的金融资源。
贷款不是对学费上涨的约束，而是让学费上涨不再立即导致需求崩溃。教育支付问题，被延后并个人化。
这一逻辑在学生贷款机构的金融化过程中进一步固化。
以Sallie Mae为代表的机构，逐步从政策性中介，转变为深度嵌入资本市场的金融企业。
2000到2005年间，其管理的贷款规模增长约80%，但手续费与相关收入却增长超过200%。此后十几年，净利息收入与催收、罚金等收益持续快速上升。
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：学生贷款几乎不适用破产保护，违约惩罚具有累积效应，使得未来劳动收入可以被高度稳定地预期和征用。
对金融体系而言，学生贷款由此成为一种现金流高度可预测的资产形式。
学生贷款对教育供给的扭曲，在营利性高校中表现得最集中、最赤裸。
营利性高校的学生人数只占全体学生的一成，却贡献了接近一半的学生贷款违约。
数据对比触目惊心：
四年制公立大学，40%-50%的学生需要借贷；营利性高校，超过90%的学生需要借贷；其毕业生的平均债务水平，显著高于公立体系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些机构将大量资源用于招生营销和利润分配，而不是教学本身。
贷款在这里不仅是支付工具，而是直接重塑了教育供给的激励结构。
从宏观结果看，学生债务扩张已具有明显的系统性特征。
2008到2013年间，美国学生贷款总额从约7300亿美元上升至1.2万亿美元，增幅超过60%。在金融危机后，学生贷款是唯一持续上升的家庭债务类别。
对多个毕业年级而言，违约率长期维持在高位，表明这一体系并非暂时性失衡，而是建立在持续债务化之上的常态结构。
学生贷款不能简单理解为扩大教育机会的中性工具。它是一种制度性安排，用以解决大学收入扩张与家庭支付能力之间的结构性张力。
通过贷款机制，教育成本被跨期化、个人化，并以债务形式嵌入劳动者的整个职业生涯。
学生债务由此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再生产机制的一部分：它既支撑了高等教育体系的现金流，也将未来的劳动时间提前纳入金融回路。
教育并未脱离公共领域，而是以新的制度形式，被重新嵌入资本主义的运行结构之中。
从房利美到学贷美，从住房到教育，同样的剧本正在上演：当公共供给不足、成本持续上升而收入增长受限时，金融化机制被引入，用以维持体系运转。
代价呢？由一代又一代年轻人，用未来几十年的劳动时间来偿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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